明明华北和中原的平整土地多，却为什么古代没有“华北/中原熟，天下足”的说法?

如果是华北、中原熟就可以天下足的话，明清两代就不必出现“百万河工”的漕运了。更不用说在清朝，朝廷还设置了漕运总督，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唐宋以后开始，随着对南方开发的增多和新的水稻品种的引入，南方地区的粮食产量是在不断增长的。在化肥还没有出现的时代，农业生产的本质就对光热资源的利用，而南方的光热资源无疑是要好于北方的。以清朝而言，当时湖广地区的水稻年亩产可以达到三石以上，好一点的农田到五六石都没问题。

有学者对19世纪中期的中国南北方地区粮食产量进行过估算，大致数据如下：

中原及整个地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区，在战乱之后，人口都可以较快恢复。而这里因为发展的早，几乎已经没有荒地可供开垦，新增长的人口必然要不断分取原有的土地。相反，南方各省还在发展中，且在清朝中前期还未面临比较严重的人口压力，可以有相对更多的“结余”，所以也就成为了供给北方各省粮食的主要来源。

如果从历史上看的话，在唐宋以前，因为南方没有得到广泛开发，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口与耕地都主要集中在北方，南方地区的繁荣程度基本不如北方，自然也就不存在南方粮食供给北方的问题。甚至，在唐朝的时候，广东、广西、云南、福建、江西等这些地方还都是贬谪、流放官员的省份，自然可想见其荒僻。但到了唐宋以后，事情就起了变化。一是类似稻麦复种等技术在南方推广，二是类似占城稻等多数稻种的引入，增加了南方粮食产量。无论在古代的东方还是西方，稻谷的优势都是碾压性的。历史学者布罗代尔就曾写道：

小麦不可原谅的缺点是产量低下，让人吃不饱肚皮……小麦产量之低令人失望。较多的情形是播一收五，有时还达不到这个数目。由于必须留击一份种子，可供消费的只剩下四份……法国一公顷土地平均产麦五公担；同等面积的稻田往往可产三十公担未脱壳的稻谷。脱壳后，仍有二十一公担米可供食用，如按每公斤米的热量为三千五百卡计算，每公顷产量就达到七百三十五万卡；如果换种小麦，总数不过一百五十万卡；如果从事畜牧，每公顷土地产肉一百五十公斤，相当于三十四万卡的热量。

在这个角度上说，中国南方的开发对于中国粮食产量和经济水平的提升是有着很大意义的，而也正是因为水稻生产能够产生更大的“剩余”，所以也才能积累起一定的资本，催生出相对更为繁荣的经济。

所以，农业生产，单看产量意义是不大的，因为如果人口很多的话，生产出来的粮食很容易就被消耗掉了。只有“结余”的地方，才具有保障粮食安全的价值。这就比如说山东、河南、河北等几个传统的农业大省，每年的粮食产量的确也不低，但是这些省份普遍都有七八千万乃至上亿的人口，每年生产出的粮食几乎没有结余（如山东人口占全国8%左右，粮食产量差不多也是全国8%左右）。南方地区的粮食亩产虽然高，但在过去一两百年里也迎来了数倍的人口暴涨。而今天东北地区，人口不到1亿，粮食产量却占到了全国的20%以上。这也可以算得上是“东北熟，天下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