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感觉楚汉战争破坏力超过了春秋战国?

我提供一个额外视角的观察吧。

从《管子》到《论贵粟疏》之间，绝对发生过一次剧烈的社会大倒退。

土地和人口如果能同步增长，会平稳地释放社会发展的潜力，这已经是一个无需证明的事实，如果发生失衡，我们一般称为“人地矛盾”，相对不足的那一个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障碍，相对过剩的那一个开始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而由于近代史研究总要追究到明清人口大爆炸导致土地兼并如何如何，所以很多人当说到“激烈的人地矛盾”时，其实只单指其中的一种：人多地少型。

一个证据是，很多中国读者对于阿根廷搞土改这件事有很好的印象，但其实当时的阿根廷的人地矛盾属于是标准的人少地多型，和中国正好相反，热病吃凉药，受寒了不能也吃凉药，阿根廷当时的问题应该靠开垦——而不是分地解决。

《管子》是一本成书于战国中晚期的著作，现在多认为是稷下学宫的学者群体研究，最后托名管仲写的，因为非一人一时所做，所以内容极其庞杂，后世藏书家都不知道怎么给它分类，《艺文录》编到子部·道家，《经籍制》又编到了子部·法家，《四库全书》也是编到子部·法家，真摊开读的话，也会觉得挺撕裂的：这本书几乎每一章都有“摘抄”《道德经》的文字，但是又单独列出很多篇幅讲述治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我们在这里不谈他对于频繁操纵国际贸易大宗商品价格实现政治目的的一些办法（懂王：没有人比我更懂贸易战），单说内政问题，内政问题里挑一个老百姓办葬礼的问题。孔子说葬礼有教化作用，孝子发送亲爹，就得厚葬；墨子说厚葬个屁，活人都顾不过来，薄葬就行；庄子更进一步，薄葬也用不着，搞个遗体告别仪式大家唱唱歌就行了（他老婆死了就是这么操办的）。

这种薄葬的观念其实很好解释：小农体制生产力落后嘛，供给不足当然要削减消费了。

但到了管子，突然就一转攻势：

政府应该主动倡导奢靡消费，去买好的木头，画上图案，雕刻上花纹，然后烧掉，多余的粮食拿来酿酒，然后倒掉，越是年景不好，越要大兴土木。

为什么呢？政府买木头烧掉，可以养活一个砍木头的，如果再找人雕花，又能养活一个木匠；奢侈品价格上升，粮食的价格就会相对下降，贵族都跑去研究贵金属K线，就没人搞什么粮食期货威胁粮食安全了；年景不好，大兴土木可以以工代赈，少一个失业人口就多一点社会稳定。

以上，已经很接近后世凯恩斯主义的样子：主动干预，宏观调控，提振消费，促进就业。

严谨一点来说，这标志着至少在战国中晚期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形成经济学理论了肯定时间不短），在以齐国为中心的部分地区，出现了供给充足、消费萎靡，人地矛盾从“人少地多”变成了“人多地少”，以至于土地相对不足而人口相对过剩，当时的学者开始着手建设创造就业的扩张性经济政策，以防止失业人口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此之前的春秋战国，只是政治意味上的“争霸战争”，在此之后才真正带有经济色彩的“兼并战争”：

战国末：地就这么点儿，人有很多，你只管兼并，只要有了地，不愁找不到人种。

然而到了《论贵粟疏》，又改回去了。

上来就说，为什么大汉疆域广大但是没钱用呢？“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换句话说，人少地多，很多能种粮食的土地都抛荒了，山里水里的物产也没有人去采。

晁错不同于普通的道德讲师，他是真正“坐第一排”的决策高层（当然，他的决策高不高明，暂且不说），在他的眼里，土地还有很多，人口才是制约社会发展的第一大障碍。文景统治集团，从来没有担心——甚至没有严肃地讨论过“人口过剩”的问题。

所以汉早期的田税收入极低（人少地多时，征收土地税是非常乏力的，税率稍微高一点，就会迎来大面积抛荒，反正未开垦的土地有的是，你个封建王朝也查不胜查），所谓的“文景之治”，主要亮点在于削减人头税，鼓励生育。

汉早期：人就这么点儿，地有很多，你只管生娃，只要有了人，不愁找不到地种。

春秋早期到战国晚期，经过几百年的战争，中国的人地矛盾从“人少地多”变成了“人多地少”。

战国晚期到汉初，经过几十年的战争，中国的人地矛盾从“人多地少”又变回了“人少地多”。

这其中，必有一场难以想象的大倒退。